第238章 田赋

 田亩这个重要的资源永远都是百姓的根本，也是朝廷立足的根本。就算是在奴隶社会，脱离了传统的渔猎采集之后，进入农耕阶段是必然的事实。


 自从国家建立以来，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，经历了从国有到私有的过程。夏代没有文字，其土地制度无从知晓。商代虽有文字，但土地制度也没有明确的记载，甲骨文中的“田”字有不同的写法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象形特点，就是将土地划分为一个一个的小方块。后人推论，商代的土地国有制类似于西周、春秋时期的井田制。


 西周、春秋时期的井田制按照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的说法：“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，其中为公田，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。”意即把900亩土地化成“井”字形的九个方块，每块100亩，中间一块为公田，其余八块为私田，分由八户耕种，公田则有八户共耕。公田、私田的分布不一定像孟子说的那么理想化，但井田制的核心问题是：不管是共同耕作的“公田”还是各个家庭耕种的“私田”，都只有使用权，而没有所有权。


 所谓的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可以看成是对当时土地国有属性的概括。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“王”或“天子”，对土地享有最高的所有权。当然，周天子作为集中的土地国有制的总代表，其权利是通过分封制来体现的。周王将大部分土地封赐给诸侯和臣属，诸侯和臣属又将其领地的一部分以采邑形式分封给卿大夫，卿大夫再将一部分土地转赐给自己的家臣，形成等级土地占有关系。各等级的土地占有权通过宗法制度逐代继承。这也导致了名义上的“王有”、“国有”与实质上各级贵族的分割占有。说到底，这一制度的实质是天子与下级贵族共同享有土地的所有权。


 自春秋以降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各诸侯国不断的改革，土地产权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，多级贵族所有制向其两极——国家与个体家庭集中。铁制农具的使用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，一方面，各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、大型水利设施的修筑等要求强化国家权力，增加国家可以直接调配的人财物力，而贵族的世袭繁衍使上缴给上级贵族的贡赋越来越少，农奴的负担越来越重。以劳役地租为主要剥削形态的井田制难以维持，于是各国相继取消了“公田”与“私田”的差别，改进原来定期分配土地的制度，允许耕者长期占有固定的土地，使土地成为他们的“恒产”。


 春秋时期齐国的“案田而税”、晋国的“作爰田”、鲁国的“初税亩”等等，都是强化劳动者土地占有权、促进村社土地私有化的措施。


 西周初年，未见土地买卖的记载，从西周中期起，一些贵族便将其长期占有的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，并开始出现土地的交换活动，诸侯之间、诸侯与卿大夫之间、大夫与大夫之间的争田夺地已屡见不鲜，史籍中多有夺田、争田、取田的记载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卿大夫贵族的土地实际上已经逐步私有化，井田制的破坏，也正是从贵族土地的私有化开始。


 战国中叶，商鞅先后两次变法，变法的内容包括推行县制、重农抑商、奖励军功等诸多方面。其中一条变法的内容，就是“开阡陌封疆”，“阡陌”是不同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界，“开阡陌封疆”从字面理解即打破旧有的田界。如果按董仲舒的解释，则是废除井田制，从法律层面上允许土地买卖。


 土地的私有化，当然并不意味着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消失，而是以另外不同的方式存在。秦汉以至明清，国有土地大致有公田、屯田、学田、皇庄、官庄等名目。土地的私有化，只是导致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、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的出现。秦汉以后的土地制度，大致有国家土地所有制、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、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。


 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，有时以单一的方式存在，有时又互相交织。如：曹魏的屯田制，屯田区不隶属于郡县，直属中央的大司农，由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、屯田都尉管理，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，屯田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，是比较典型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形态。由于汉魏之际社会****不已，赖以屯田的土地，有的原本是国有荒芜土地，有的则是因战乱逃亡而抛荒的无主土地，土地所有权因之变动。


 当然，有没有田种是一个问题，种了田能收获多少又是另一个问题了，毕竟就算是私有制，税收还是少不了的。


 田赋是国家对拥有土地的人所课征的土地税，被列为国家正供，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基本、最主要来源。


 就田赋来说，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大致经历了六次大的变化，即：三代至春秋时期的贡、助、彻制，战国、秦、汉和两晋时期的租税制，北魏至隋唐的租调（租、庸、调）制，唐中期至明中期的两税法，明中期至清雍正年间的一条鞭法，雍正年间至民国初年的地丁银制。


 春秋战国时期，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，土地税也以新的面貌出现。公元前685年，齐国实行“相地而衰征”，一般认为是各国赋税改革的前奏与尝试。《管子·大匡》记载说：“赋禄以粟，案田而税，二岁而税一，上年什取三，中年什取二，下年什取一，岁饥不税。”这种按收成好坏，隔年而税的税收，虽然称之为“赋”，但不一定是“军赋”，“赋禄以粟，案田而税”，则赋与税明明为一事，且可见当时之赋税，无不以土田为征课对象。


 鲁国实行“初税亩”，《公羊传》曰：“税亩者何？履亩而税也”，意即不分公田、私田一律纳税。其后，楚国的“书土田”、秦国的“初租禾”等，均具有按土地面积征收田税的性质。


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“使黔首自实田”，以便使国家按亩征税，此后，按亩征收田税普遍化。


 但田税的税率各不相同，按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的说法，夏、商、周时期，“其实皆什一也”，为“什一之税”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某些诸侯国的田租税率已经达到三分之二。一般来说认为秦代的田租税率仍是“收泰半之赋”，也就是三分取二，实际上只是继承六国的旧制，没有加重也没有减轻。


 刘邦建立汉朝后，接受前朝教训，轻减田租，什五而税一。


 “什五税一”是经济凋敝、国穷民穷的情势下，休养生息，为恢复社会经济而采取的轻减税率。这种轻税率，由于军旅未息，国家财政困难，大概没实行几年，又实行了较高的税率，因为汉高祖死后，惠帝继位，又“减田租，复什五税一”。直到汉文帝、景帝时，实行重农政策，将田税调整为三十税一，并有多次的租税免征。东汉初，由于军费开支增加，入不敷出，一度改行什一之税。不管是“什一之税”，还是“什五税一”、“三十税一”，都是一种按常年产量计算的分成税制，还十分笼统。


 但不得不说，靠着少征税这个制度休养生息绝对是非常有效的，文景之治数十年下来留下来大量的积累。要知道，前面楚汉争霸，西汉百废待兴，经过这么短时间的积累，就已经足够汉武帝进行大规模的与匈奴对战，可见这个制度下，对于过国力的恢复是有很大效果的。


 东汉末年，桓帝延熹八年，“初令郡国有田者，亩敛税钱”；灵帝中平二年，曾规定“税天下田，亩十钱”。标志着分成税制向定额税制演变。


 到献帝建安九年，曹操下令“田租亩四升”，田租定额税走向制度化。


 《后汉书》卷七六《秦彭传》记载称，东汉章帝建初年间，秦彭任山阳太守，“亲度顷亩，分别肥瘠，差为三品，各立文簿，藏之乡县……彭乃上言，宜令天下各同其制。诏书以其所立条式，班令三府，并下州县”。《田赋考》所言的“章帝建初三年，诏度田为三品”。这种定额税制，已经考虑到土地的肥瘠不同，收获量不同，田税也应该有所区别。从分成税制到定额税制，是一个重要的变化。此后，不论是魏晋时期的租调制、隋唐时期的租庸调制，还是唐代中期以降的两税法、明代中期以降的一条鞭法，在田赋征收中均实行定额税制。越是到后来，随着起赋的“公平”化，其定额税制表现得越繁杂，如唐代，有上田、下田、荒田之分。


 实际上，在田赋征收的过程中，还涉及许多问题，诸如田赋的征纳物品、田赋征收中的考成、田赋征收中的私饱等等。田赋的征纳物品，在前期主要是征收粮食等实物，兼有货币制钱的征收；在后期，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，粮食等实物之外，开始征收银两，清代则是以征收银两为主，兼有实物的征收。田赋的征纳物品又与本色、折色、折收、折纳等问题相关联。田赋征收中的考成，是对官员督责纳税的考核，如果征不及额或征收足额，各级官员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或奖励。田赋征收中的私饱，则是官吏凭藉手中的权力私征多征以饱己囊。


 当然，这些不是关键，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在这些既定的田赋，而在所谓的苛捐杂税。


 有些田赋的附加税是一种定制，如秦汉时期的刍、稿税。从《国语·鲁语》的记载来看，刍、稿的征收，不始于秦汉，而起于先秦。秦汉时期，有关刍、稿的征收屡见于典籍和出土文献的记载，大量史实证明，刍、稿税是秦汉时期经常性的田赋附加，“刍稿”与“田租”两项，往往联系在一起，国家征收刍、稿的目的，是为了供马匹和作上林苑等处牲畜的饲料，秦代一般每顷交纳刍三石、稿二石，汉代的田租较秦为轻，估计刍、稿也会相应减轻。


 有些田赋的附加税则是一种临时的加征，东汉时期的“以亩敛钱”就是这种情况，据《后汉书·灵帝纪》载，“南宫大灾，火半月乃灭”，于是“税天下田，亩十钱”以修宫室。但有些临时的加征可能历经数年而不废，甚至演变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加征。


 在汉朝这个局面下，上面安排的田赋并不高，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民不聊生，百姓起义的情况？不外乎是官员贪污腐败，欺上瞒下，所谓搜刮民脂民膏罢了。


 尤其是一旦上面开口增加某个名目的税收，下面就能这仍处各种奇怪的名目去把百姓维持生计的口粮都榨干。


 至于与之相反的田赋的蠲免。历代大都有因灾蠲免田税的规定。汉代建始年间有了因灾蠲免的具体规定：“郡国被灾什四以上，毋收田租。”颜师古注曰：“什四，谓田亩所收，十损其四。”


 当然，指望桓帝、灵帝这些，只能说想太多，能安安稳稳不巧立名目就不错了，还蠲免呢。


 想想灵帝大神为了钱做出来的什么鬼事情就能够明白，更不用说十常侍陪着灵帝瞎折腾了。卖官鬻爵之类的就不用多说了，后来更变本加厉，以后官吏的调迁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，也就是说，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。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“做官费”而吓得弃官而走。


 要不是这厮坑的不要不要的，也不会有黄巾起义的事情了。 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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